——大同電視臺“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人”系列專訪紀錄片
他是同朔地區的名醫，也是當地醫學碩士創辦醫院的第一人。
侯澤：有多么大的思想，才能為這個思想或者為這個抱負去奮斗。
他是我市醫療改革的先行者，臨危受命，他挽救了一所職工醫院。
侯澤：這種困難，或者是磨煉是值得的。
他是大山之子，也用一腔大愛回報大山。讓百姓看病不再難，不再貴，是他的夙愿。
侯澤：不管他是一個農民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他們給我的贊賞，他們給我的評價，我感到是最欣慰的。
他就是大同現代醫院管理公司總院長——侯澤。
每個星期二和星期六早上，侯澤都會準時踏上這段臺階，推開那扇熟悉的門，為早已等待在那里的患者看病。人來人往中，有誰會想到，這個看起來極其普通的醫生，就是這家醫院的創始人。
從1985年開始，侯澤當醫生已經20多年。他雖然兼任著大同大學副教授、三所醫院的院長，但親自給病人看病，還是他感到最快樂的事情。他看病有一個特點，無論地位高低、窮人富人，他都一視同仁。作為院長，他從來不給任何人走后門。對于遠道而來的山里人，他尤其熱情和善。他說，我出身農村，深深懂得農民們的難處。將心比心，自己不能不這樣做。
郭雁云：在一般人看來，您作為身兼三職的院領導，就沒必要再去坐診了，但是您仍然每周堅持坐診三次。為什么呢，是出于專業還是出于興趣和愛好，或者說是一種責任？
侯澤：在我看來，我的管理工作是我的業余，我的專業工作還是看病，所以我堅持每周坐三次門診。從醫二十多年吧，大部分的病人專門找我來看病，我如果不見我的病人，這個病人就會感覺到很失望。當然從另一方面說，我仍然是一名醫生，而且是我一生從事的、追求的專業，我是肯定不會放棄的。
1965年，侯澤就出生在朔州平魯區這個不足200人的小村子。家人多病，讓他從小就對農民看病難深有感觸。1981年，剛上高三的他得了一場病，母親帶他到縣醫院看病，沒想到大夫態度生硬，完全不把農民看在眼里。倔強的他，一氣之下回到家，自己給自己打針治療。他說，我要學醫，當一個真正能夠治病救人的好醫生，讓像我一樣的窮苦人不再為看病發愁。
侯澤：當時得了病，母親帶我求醫的時候，也是給了我很大的刺激。所以最后在考大學報志愿的時候，別的志愿我都沒填，我就填醫學。主要的原因還是從小缺醫少藥，讓人感覺很難受，很想來擺脫這種狀態。那么如何擺脫？當時可能自己老在想一個問題，我學了醫以后，村里人看病可能要方便得多。可能就這樣一個刺激。
1983年，侯澤考上了大同醫專。三年后，他又以全校第一的成績破格分配到雁北地區醫院。從農村來到城市，并有了一份讓人羨慕的好工作，但侯澤并沒有感到滿足。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沖擊，更讓他感受到知識改變命運的重要性。通過努力，他在1992年考上山西醫科大學研究生。由于成績突出，又有工作經驗，導師派他到浙江中醫學院完成課題研究。在這里，他完成了浙江省與山西省的聯合資助課題。他率先提出的內分泌學說上的三大理論，為他日后致力于大同市內分泌疾病的防治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侯澤：每個人自己的理想，或者自己的目標，每個階段都是不一樣的。當然，有多么大的思想，或者是多大的宏偉藍圖，最主要還是個人的一個積淀問題。你在這方面可能有了一個很大的積累，那么你才能有這么大的思想，才能為這個思想或者為這個抱負去奮斗。
如果照著這條路走下去，侯澤很可能成為一個關起門來搞科研的學者。但他卻認為，真正的醫學不是閉門造車。知識只有運用于社會，才能轉化成生產力。90年代掀起的創業大潮，讓他最終走出實驗室。他在調查中發現，大同地區的特檢化驗還是一個空白，百姓看病不得不遠走他鄉。社會的需求，與他內心的想法不謀而合。
1995年，剛剛碩士畢業的他，就在大同市創建了第一個專門的放免檢驗中心，把這作為自己的一份試驗田。沒想到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前來化驗的病人還很多，就這樣，他的事業在不經意間就辦起來了。
侯澤：這個思路是啥思路呢，當時我們提到一個詞叫“拾遺補缺”，就是別人不做的我們來做。所以后來我們開展了一百多個項目，都是當時大同不開展的技術。
90年代中期，隨著醫療改革的深化，我市職工醫院面臨著新一輪的洗牌。二輕醫院最先受到沖擊，曾三度關門停業，入不敷出，成為一塊燙手的山芋。危急關頭，二輕局的領導想到了在一樓開辦檢驗中心的侯澤。當時，很多人勸他別冒這個險。但年輕氣盛的侯澤卻認為，挑戰就是機遇，自己不應該在時代缺席。個人的事業只有和集體的事業連在一起，才能實現更高的價值。1999年5月，侯澤走馬上任。這年，他34歲。
郭雁云：您當時三十四歲就當上二輕醫院院長，感覺壓力大嗎？
侯澤：當時呢，確實感覺有很大的困難。現在反過來再想，當時確實是因為年輕才敢承擔這份工作的。因為二輕是一個集體所有制，是一個事業編制，人員都是鐵飯碗。但是上面又不給一分工資，財政上沒有一分撥款，全靠自己來。也沒有很好的設備，全靠自己來養活。當時的情況是，一個人員還得背負一個離退休人員，可以說是舉步維艱。
這是侯澤經受的最大考驗。但貧困生活的磨礪，鑄就了他不服輸的性格。頂著重重壓力，他借錢買來設備，從外地請來專家，還改變了原來吃大鍋飯的舊體制。通過三次大刀闊斧的改革，不僅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，解決了150多名職工的吃飯問題，而且兩年時間就讓醫院走出困境。二輕醫院的成功改制，直到今天都是職工醫院改革的樣板。
郭雁云：您從一個醫生、教授到一個管理人員，經歷幾次改革，在這過程當中，就您個人來說有什么樣的收獲嗎？
侯澤：答案就是我能最大限度地給職工提供報酬，用最好的技術和服務來幫助患者。通過這些，我學會了如何給予別人，給予我們的職工和退休人員；我能夠給他們解決很多問題，或者說通過我的努力使他們能夠養活自己。換句話說，你不要想從他們中間索取，你能夠給予他們多少，他們也會對你進行支持；你對他們關愛了，他們才會支持你，才會關心你。
作為一個毫無背景的農村人，侯澤在改革中承受了太多的非難與孤獨。但他把這一切當做一種思想的洗禮。他認識到，只有讓更多的人受益，才會得到更大的回報。在百姓需求和自我價值的把握中，他找到了一個最佳結合點。2001年，他抓住醫療市場進一步放開的機遇，在檢驗中心的基礎上開辦了大同市內分泌病醫院；2004年，又在此基礎上創立大同現代醫院。
侯澤：這個檢驗中心發展起來以后，我覺得很多病人看病也是很困難的，而我們光檢查一個單子也達不到這種要求。所以我們把內分泌這一塊專門辦成了一個醫院，那就是內分泌病醫院，主要是看甲亢、糖尿病。當然這個糖尿病的病源也是越來越多。改革開放三十年，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與飲食有關系的一些病也多起來了。那么現在看來，通過這幾年的發展，不光是內分泌的問題了，只要是在疾病方面有痛苦的地方，我們都可以想辦法來幫他們解除。
和別的院長不一樣，侯澤辦院，一開始并沒有考慮能不能賺錢，他只是做了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。他從來沒有想到跟別人爭什么。然而，正是因為甘居人后，他反而后來者居上。在大同市的民營醫院中，侯澤開辦的現代醫院不是第一家，但以內分泌病防治為特色的，卻是第一家。自己當院長又當醫生的，他也是唯一的一個。別人看病是重在后期治療，他卻注重預防。他舍得花大價錢做公益活動、免費講座，為的就是讓所有人都不得病，少得病。然而，他這種不為私利的做法卻得到了老百姓的認可，使現代醫院享譽晉冀蒙地區。
侯澤：醫療必須是公益性的，就是一定要帶有公益性質。比如說科普宣傳，不是說看完病就沒事了，還要對患者進行科普教育。那么實際上就是注重預防，預防是第一位的。比如說糖尿病，一定要以預防為主，如果不進行科普宣傳，那么病人就對這些不懂。能夠真正地達到以人為本，把患者真正地看成是衣食父母，以這個為根本和出發點，病人也會反過來給予你很大的信任，大概這就是品牌傳得越來越遠的原因。
出身貧困的侯澤，對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感同身受。因此，在醫療改革大潮中，他能夠率先揮起大旗，向醫療高收費叫板。他說，老百姓看不起病，歸根結底就是醫療收費名目太多，他要拿自己開刀，讓百姓得實惠。早在1999年，侯澤就第一個推出了“手術包干制”，成為大同市醫療系統敢吃螃蟹的第一人。直到今天，他仍在想方設法為百姓減負。他推出的“千元包干手術”“產婦免費接送”“生孩子500元包干”，無一不是創舉。
郭雁云：這些創新的動力來源于哪里呢，當時怎么想到提出這些理念呢？
侯澤：醫院的作用是什么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，這是必須考慮的問題。比如說我們的辦院宗旨，一定要以人為本，為患者提供安全、高效、便捷、廉價的服務。從我個人來說，我是從農村走出來的，我能夠切身地體會到，有的農民看病連十塊錢也拿不出來，我能夠體會到他們的感受。所以這些制度都是源于為病人著想這個初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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