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大同電視臺“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人”系列專訪紀錄片
他是同朔地區的名醫,也是當地醫學碩士創辦醫院的第一人。
侯澤:有多么大的思想,才能為這個思想或者為這個抱負去奮斗。
他是我市醫療改革的先行者,臨危受命,他挽救了一所職工醫院。
侯澤:這種困難,或者是磨煉是值得的。
他是大山之子,也用一腔大愛回報大山。讓百姓看病不再難,不再貴,是他的夙愿。
侯澤:不管他是一個農民,男的,女的,老的,少的,他們給我的贊賞,他們給我的評價,我感到是最欣慰的。
他就是大同現代醫院管理公司總院長——侯澤。
每個星期二和星期六早上,侯澤都會準時踏上這段臺階,推開那扇熟悉的門,為早已等待在那里的患者看病。人來人往中,有誰會想到,這個看起來極其普通的醫生,就是這家醫院的創始人。
從1985年開始,侯澤當醫生已經20多年。他雖然兼任著大同大學副教授、三所醫院的院長,但親自給病人看病,還是他感到最快樂的事情。他看病有一個特點,無論地位高低、窮人富人,他都一視同仁。作為院長,他從來不給任何人走后門。對于遠道而來的山里人,他尤其熱情和善。他說,我出身農村,深深懂得農民們的難處。將心比心,自己不能不這樣做。
郭雁云:在一般人看來,您作為身兼三職的院領導,就沒必要再去坐診了,但是您仍然每周堅持坐診三次。為什么呢,是出于專業還是出于興趣和愛好,或者說是一種責任?
侯澤:在我看來,我的管理工作是我的業余,我的專業工作還是看病,所以我堅持每周坐三次門診。從醫二十多年吧,大部分的病人專門找我來看病,我如果不見我的病人,這個病人就會感覺到很失望。當然從另一方面說,我仍然是一名醫生,而且是我一生從事的、追求的專業,我是肯定不會放棄的。
1965年,侯澤就出生在朔州平魯區這個不足200人的小村子。家人多病,讓他從小就對農民看病難深有感觸。1981年,剛上高三的他得了一場病,母親帶他到縣醫院看病,沒想到大夫態度生硬,完全不把農民看在眼里。倔強的他,一氣之下回到家,自己給自己打針治療。他說,我要學醫,當一個真正能夠治病救人的好醫生,讓像我一樣的窮苦人不再為看病發愁。
侯澤:當時得了病,母親帶我求醫的時候,也是給了我很大的刺激。所以最后在考大學報志愿的時候,別的志愿我都沒填,我就填醫學。主要的原因還是從小缺醫少藥,讓人感覺很難受,很想來擺脫這種狀態。那么如何擺脫?當時可能自己老在想一個問題,我學了醫以后,村里人看病可能要方便得多。可能就這樣一個刺激。
1983年,侯澤考上了大同醫專。三年后,他又以全校第一的成績破格分配到雁北地區醫院。從農村來到城市,并有了一份讓人羨慕的好工作,但侯澤并沒有感到滿足。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沖擊,更讓他感受到知識改變命運的重要性。通過努力,他在1992年考上山西醫科大學研究生。由于成績突出,又有工作經驗,導師派他到浙江中醫學院完成課題研究。在這里,他完成了浙江省與山西省的聯合資助課題。他率先提出的內分泌學說上的三大理論,為他日后致力于大同市內分泌疾病的防治,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侯澤:每個人自己的理想,或者自己的目標,每個階段都是不一樣的。當然,有多么大的思想,或者是多大的宏偉藍圖,最主要還是個人的一個積淀問題。你在這方面可能有了一個很大的積累,那么你才能有這么大的思想,才能為這個思想或者為這個抱負去奮斗。
如果照著這條路走下去,侯澤很可能成為一個關起門來搞科研的學者。但他卻認為,真正的醫學不是閉門造車。知識只有運用于社會,才能轉化成生產力。90年代掀起的創業大潮,讓他最終走出實驗室。他在調查中發現,大同地區的特檢化驗還是一個空白,百姓看病不得不遠走他鄉。社會的需求,與他內心的想法不謀而合。
1995年,剛剛碩士畢業的他,就在大同市創建了第一個專門的放免檢驗中心,把這作為自己的一份試驗田。沒想到,一傳十,十傳百,前來化驗的病人還很多,就這樣,他的事業在不經意間就辦起來了。
侯澤:這個思路是啥思路呢,當時我們提到一個詞叫“拾遺補缺”,就是別人不做的我們來做。所以后來我們開展了一百多個項目,都是當時大同不開展的技術。
90年代中期,隨著醫療改革的深化,我市職工醫院面臨著新一輪的洗牌。二輕醫院最先受到沖擊,曾三度關門停業,入不敷出,成為一塊燙手的山芋。危急關頭,二輕局的領導想到了在一樓開辦檢驗中心的侯澤。當時,很多人勸他別冒這個險。但年輕氣盛的侯澤卻認為,挑戰就是機遇,自己不應該在時代缺席。個人的事業只有和集體的事業連在一起,才能實現更高的價值。1999年5月,侯澤走馬上任。這年,他34歲。
郭雁云:您當時三十四歲就當上二輕醫院院長,感覺壓力大嗎?
侯澤:當時呢,確實感覺有很大的困難。現在反過來再想,當時確實是因為年輕才敢承擔這份工作的。因為二輕是一個集體所有制,是一個事業編制,人員都是鐵飯碗。但是上面又不給一分工資,財政上沒有一分撥款,全靠自己來。也沒有很好的設備,全靠自己來養活。當時的情況是,一個人員還得背負一個離退休人員,可以說是舉步維艱。
這是侯澤經受的最大考驗。但貧困生活的磨礪,鑄就了他不服輸的性格。頂著重重壓力,他借錢買來設備,從外地請來專家,還改變了原來吃大鍋飯的舊體制。通過三次大刀闊斧的改革,不僅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,解決了150多名職工的吃飯問題,而且兩年時間就讓醫院走出困境。二輕醫院的成功改制,直到今天都是職工醫院改革的樣板。
郭雁云:您從一個醫生、教授到一個管理人員,經歷幾次改革,在這過程當中,就您個人來說有什么樣的收獲嗎?
侯澤:答案就是我能最大限度地給職工提供報酬,用最好的技術和服務來幫助患者。通過這些,我學會了如何給予別人,給予我們的職工和退休人員;我能夠給他們解決很多問題,或者說通過我的努力使他們能夠養活自己。換句話說,你不要想從他們中間索取,你能夠給予他們多少,他們也會對你進行支持;你對他們關愛了,他們才會支持你,才會關心你。
作為一個毫無背景的農村人,侯澤在改革中承受了太多的非難與孤獨。但他把這一切當做一種思想的洗禮。他認識到,只有讓更多的人受益,才會得到更大的回報。在百姓需求和自我價值的把握中,他找到了一個最佳結合點。2001年,他抓住醫療市場進一步放開的機遇,在檢驗中心的基礎上開辦了大同市內分泌病醫院;2004年,又在此基礎上創立大同現代醫院。
侯澤:這個檢驗中心發展起來以后,我覺得很多病人看病也是很困難的,而我們光檢查一個單子也達不到這種要求。所以我們把內分泌這一塊專門辦成了一個醫院,那就是內分泌病醫院,主要是看甲亢、糖尿病。當然這個糖尿病的病源也是越來越多。改革開放三十年,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,與飲食有關系的一些病也多起來了。那么現在看來,通過這幾年的發展,不光是內分泌的問題了,只要是在疾病方面有痛苦的地方,我們都可以想辦法來幫他們解除。
和別的院長不一樣,侯澤辦院,一開始并沒有考慮能不能賺錢,他只是做了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。他從來沒有想到跟別人爭什么。然而,正是因為甘居人后,他反而后來者居上。在大同市的民營醫院中,侯澤開辦的現代醫院不是第一家,但以內分泌病防治為特色的,卻是第一家。自己當院長又當醫生的,他也是唯一的一個。別人看病是重在后期治療,他卻注重預防。他舍得花大價錢做公益活動、免費講座,為的就是讓所有人都不得病,少得病。然而,他這種不為私利的做法卻得到了老百姓的認可,使現代醫院享譽晉冀蒙地區。
侯澤:醫療必須是公益性的,就是一定要帶有公益性質。比如說科普宣傳,不是說看完病就沒事了,還要對患者進行科普教育。那么實際上就是注重預防,預防是第一位的。比如說糖尿病,一定要以預防為主,如果不進行科普宣傳,那么病人就對這些不懂。能夠真正地達到以人為本,把患者真正地看成是衣食父母,以這個為根本和出發點,病人也會反過來給予你很大的信任,大概這就是品牌傳得越來越遠的原因。
出身貧困的侯澤,對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感同身受。因此,在醫療改革大潮中,他能夠率先揮起大旗,向醫療高收費叫板。他說,老百姓看不起病,歸根結底就是醫療收費名目太多,他要拿自己開刀,讓百姓得實惠。早在1999年,侯澤就第一個推出了“手術包干制”,成為大同市醫療系統敢吃螃蟹的第一人。直到今天,他仍在想方設法為百姓減負。他推出的“千元包干手術”“產婦免費接送”“生孩子500元包干”,無一不是創舉。
郭雁云:這些創新的動力來源于哪里呢,當時怎么想到提出這些理念呢?
侯澤:醫院的作用是什么,你的目的是什么,這是必須考慮的問題。比如說我們的辦院宗旨,一定要以人為本,為患者提供安全、高效、便捷、廉價的服務。從我個人來說,我是從農村走出來的,我能夠切身地體會到,有的農民看病連十塊錢也拿不出來,我能夠體會到他們的感受。所以這些制度都是源于為病人著想這個初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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